或许，躯体的“成员们”在上百万年的演化过程中达成了对整体利益的“认同”，而社会要达到这样的程度还需要漫长的经历。由此我们正真看到，如何达成对整体利益的认同，如何使之成为各部门、各社会成员的本能行动，是我们在每一次灾难后都应该反思的。或许，这一次次反思与改善的长期积累，能将我们的社会带入一个更和谐、稳定的状态。
1929年夏季，是美国的盛世，道－琼斯指数攀上了历史最高点。然而，10月24日，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发生了，到1932年，道－琼斯指数从历史最高点下降了89%。就在这一年，一位美国生理学者坎农（Walter B Cannon）发表了他著名的《躯体的智慧》。
坎农关注着一个令无数学者不解的问题：生命体的每一个部分都如此脆弱，却为何能在严酷的外部环境下生存数十年之久？长期的研究使他意识到：
将生理学研究抽象到“自动系统在维持稳态方面的作用”，使他能够超越本专业的视野，为认识论、方法论提供新的见解，同时将由生理学研究得出的洞见，用于观察社会经济系统在某一种意义上，这同样是一个生命体。
“在富于思考和有责任的人们的心中存在着一个信念，用于解决社会不稳定的人类智慧能够减轻因工艺进展、无限制的竞争和利己主义私欲的相对泛滥所带来的种种困难。”
大萧条过去了3/4个世纪，这期间，我国经历过20世纪60年代的极端困难，苏联则于90年代解体，庆幸“不战而胜”的美国而今遇上了堪与大萧条相比的次贷危机，我们自己则在快速地发展中积累了不少内在矛盾和困难，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又遇上了据称50年甚至100年不遇的雪灾。
面对日渐积累的人类社会集体生存经验，回到生理学家坎农当年的视角，别有启示。
除了表皮，躯体的所有细胞都生活在含有盐类，并被蛋白样或胶样物质变稠了的水溶液之中，坎农将其成为“液床”。与高度不稳定的外部环境相比，液床为机体的细胞提供了高度稳定的生存环境。正是在这共同的“内环境”中，细胞们组成各种器官，为整个躯体提供各种功能。而维持躯体生存，最基础的工作就是维持液床的稳定性。
由此，躯体给我们的第一个启示是：为所有社会成员提供稳定的共同生存环境“内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下，分工才有机会让各位成员各展其长、各专其能。
“从技能意义上说，在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里，最接近于动物机体中的液床的，就是它的分布在一切方面的分配系统运河、河道、道路和铁路，包括船只、卡车和火车，它们像血液和淋巴那样承担公共运输者的作用；而批发和零售商代表着该系统的固定部分。”
在躯体中，液床的核心功能在于为每一个细胞提供养分、运走废料，使之能无虞生存而专注于自己的功能。在社会中，分配物资必须有运输系统，然而更重要的是物资分配机制。正如坎农指出的：
“在现代社会关系的复杂状态下，全局性的支配作用似乎更多地存在于商品分配手段及贸易和货币流动之中，而不是存在于制造、生产方面。我们的躯体生产装置提示，反映社会和经济危机的早期警告信号可能要在反映商业系统变动的敏感指示器中发现，虽然这些波动的原因可以在工业生产里找到。”
现实社会中最广泛存在的机制是商业交换，而推动商业交换的是利润极大化。逻辑分析、统计数据和社会观察都证实：这样的机制不可能为每个社会成员提供共同的“内环境”；相反，它的长期作用是，使社会财富高度集中于控制流通环节的人，而将生产财富的环节和群体置于困境。至于社会成员对生存资料的需求，则被支付能力过滤为“有效需求”与“无效需求”两类，并视后者如无物。于是，直接生产财富的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生存环境，远不可以与躯体内液床中的细胞类比。
另一类分配机制依赖于行政力量，如果各级官员是“特别的材料做成的”大公无私者，如果他们可以明察秋毫，理论上可以让全体社会成员生存于共同的“内环境”中。但这两个前提经不起实践的检验，人们在历史与现实中看到的，是等级化的特权体系。
于是，在现实的人类社会中，分工的作用远不限于各展其长、各专其能，它与社会地位、阶级分野紧密关联。位高者攫取巨量的财富和权利，还动不动就想砸别人的“铁饭碗”，一有机会就想将“液床”中的公共财富据为己有。对此，国人有切身的体验，而苏联则已为之崩溃。
由此，“液床”的性质决定了社会经济系统的性质，“液床”能在多大程度上保障社会成员的生存，决定了这个系统抵御外环境扰动的能力。孔老夫子云：“少者乐之,壮者用之,老者安之”，讲的其实是“液床”应具有的功能。而一切社会变革的思想，都是对“液床”的重新设计。社会中人们对分工的态度，可当作 “液床”完善程度的度量：面对分工时，考虑自己的才能与兴趣越多，“液床”越完善；考虑经济与社会地位越多，“液床”越不完善。
躯体是怎么样保持液床的稳定性的？坎农在其书中用大量篇幅描写了液床的稳定机制，包括水、盐、糖、蛋白质、脂、钙、氧等成分，包括体温、血压等连续作用。坎农将这种稳定机制归结为“拮抗机制”，即一对作用相反的调节机制：当某个成分的浓度低于平衡位置时，机体内会发出各种信息，将储存的“物资”释放到体液中，同时形成饥渴感、冷热感，驱使机体去补充缺乏的物资；反之则将体液中的该成分转化为储存物资，或者排出体外。显然，这就是系统动力学所称的负反馈机制。
在系统动力学里，与负反馈机制对立的是正反馈机制。如果负反馈机制的作用在于消除偏差，恢复系统的平衡，那正反馈机制的作用就在于逐步放大偏差，最终改变系统的结构、性质，直到使系统瓦解。
在我们社会经济系统的“液床”中，主流的要素配置机制是利润极大化。笔者在《利润极大化与滞胀》一文（《科学时报》2007年12月30日第五、第六版）中，用逻辑分析与统计数据证实，它导致了两个正反馈回路：一个使劳动者工资下降，社会有效需求萎缩；一个使财产性收入上升，投资冲动增加，产能扩张。由此造成两个不断扩张的失衡：有效需求与产能失衡，追逐商品的货币与追逐利润的货币失衡。
在社会经济系统的“液床”中，货币系统扮演着关键角色。在这个系统里，充满了所谓“乘数效应”、“杠杆效应”，它将一切微小的波动放大为巨额利润的幻象，驱使资金在各个市场、各个地区间狼奔豕突，在“液床”内制造内生的不稳定。无论是3/4个世纪前的大萧条还是当今的次贷危机，都是金融精英们利用“乘数效应”、“杠杆效应”创新的成果。
目前，唯一能遏制这种正反馈的机制是政府行为。但事实上，许多地方政府在“亲商”、“改善投资环境”的大旗下加入了追逐利润的行列，结果短短二三十年，我们就积累了人家用几百年才积累起来的失衡。
逻辑上另一个遏制这种正反馈的途径是发展合作经济。现代合作运动本质上是弱势的劳动者联合起来，抵抗资本剥削的组织，在“空想者”欧文的合作经济思想影响下，1844年8月，兰开夏郡罗虚戴尔镇的28名纺织工人成立了罗虚戴尔公平先锋社（Rochdale,Society of Equitable Pioneers)。从此，罗虚戴尔原则就成了识别合作组织的基准。
其组织原则包括：入社自愿 、退社自由；一人一票，民主管理。这区别于资本组织的一股一票，更不同于官僚组织的官大一级压死人。
其经营原则包括：公平买卖，概不赊欠。这是本小利微的弱者联盟的生存之道，一旦放任某些人拥有特权，可以强买强卖，可以赊欠，这个组织就不再是集体合作的组织，而是地头蛇盘剥劳动者的工具。
其资金管理和分配原则包括：共同集资、盈余返还。这必然要求财务公开，决策民主。
虽然罗虚戴尔原则相对于利润极大化原则从来都处于极端的弱势地位，但它多少能制约一下利润极大化原则导致的正反馈机制，从而缓解“液床”的失衡。然而，以罗虚戴尔原则衡量我们的各种“合作组织”，有多少名副其实？
2007年12月10日，监察部、国土资源部通报了10起土地违法违规典型案件，各地方政府有关部门也随之通报本地的“N起典型案件”。很多案例中都有一类角色：农村集体组织，如村民委员会等。望文生义，这类组织大约会在事件中站在农民一边，保护“基本农田”，外来势力的跑马圈地。而事实上，它们往往以“集体”的名义，强行收回农民的耕地，乃至宅基地，并堂而皇之地“代表”农民，将土地卖、租给圈地者。于是，在公开报道的案例中，受到处分乃至移送司法处理的人中，人数最多的是村长、村书记、村委会主任、村会计们。由此可见我们的“合作组织”与罗虚戴尔原则的距离。
“液床”中正反馈机制亢奋、负反馈机制失效，是我们所有失衡得以积累的根本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在躯体性的机体中，这种储存或发放物资储备、加速或阻延连续作用的力量并不是由具备适应性智力的大脑皮质来操纵的，而是依靠其低级中枢，后者在接到特定信号通知时以自动方式来发生作用的。”
维持液床稳定，目的是使整个机体从应付各种失衡和干扰的繁杂工作中解放出来，去从事那些必须由思考和判断方可完成的工作，诸如寻找猎物、躲避危险、发现机会，乃至审美和研究。事实上，人每天对水、盐、糖、蛋白质、脂、钙、氧、体温、血压等等的调节工作何其繁杂，但又有哪一次进入了意识层面，由大脑皮层完成？一些特异功能者似乎能由意志控制自己的某些生理参数，如血压等，然而如果这一层面的工作都需要由大脑皮层来完成，这个人的思想自由度就可想而知了他时刻都在努力应付各种失衡，根本就没有可能思考任何深刻的问题。
以此观察社会，如果将各国的中央政府视为躯体的大脑皮层，我们正真看到它们最显眼的工作正是“调控”。社会中繁杂的平衡关系似乎都需要由中央政府来调控，而这种调控往往显得异常吃力。
躯体是靠自主神经系统来实现稳定的，调控中心的分布从脑到胸到腰到骶，一个器官发出的神经冲动往往被多条神经纤维传递到多个中心，结果引起一组复杂而又相互协调的反应。因为一处失衡往往带来连锁反应，只有各方协同应对，才可能有效恢复平衡。
这次雪灾证实了这种结构的合理性。降雪造成公路难于通行时，大量的人群转向了被认为相对安全的铁路，结果造成了铁路系统的拥挤，其最初后果就是女大学生冷静被挤下站台遇难。然而这只是开始，大雪进而压断了高压线，使电气化的京广线中断，同时中断了多条高速公路。运输系统中断导致物流、人流中断，救灾物资无法送达；供电系统中断导致通讯、供水、照明、生产系统障碍，一些城市在十几天内成为孤城；一些交通枢纽则聚集了数万、数十万旅客，饮食、休息乃至“方便”都成了难题，随时有可能爆发严重事端；高速公路上堵着排成几十公里长的车辆，饥寒交迫的司乘人员困在冰雪中束手无策，一些车辆因燃油耗尽被冻坏
可见，一次失衡的牵动范围有多广，恢复平衡要多少方面的共同努力。如果这些工作都需要大脑皮层来处理，意味着这一个机体时刻挣扎在生死线上。
这里，躯体的智慧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失衡信息同时被送达多个角度；其二，多个角度立即按上万年演化中形成的预案协同工作。根本无须等待“中央”的指令。事实上，恢复交通、恢复供电、保障供水、保障治安、安定人心、保障特殊群体的基本生存条件等等都是非常专业化的问题，中央根本不可能替代这些工作。如果有关专业部门不能立即拿出应急预案，不能自动协调，就只能坐失时机。
这方面，我们有两个致命的弱点：其一，各部门、地区都力图限制本部门、地区信息外流，结果其他相关单位很难及时了解情况，无法协调配合；其二，部门、地区间的协调没有中央出面几乎没办法实现，而面对千差万别的“调控”任务，中央根本不可能及时而深刻地把握要害，作出决策。
近20年，对神经系统的研究成了热门，然而其目标却集中于人工智能。其实对社会整体利益而言，最重要的方向应是社会失衡的管理：社会失衡可分为哪些类别？各类失衡的整体处置方案如何？失衡信息应经由什么渠道送达哪些单位？相关单位如何协调动作？相关决策由谁根据什么准则、程序作出？
躯体是在漫长的演化历程中学会这些的，社会同样需要学会这些。坎农在他那个时代发现：
“生物机体还提示：稳态的破坏有其早期的征候，这种征候只要注意寻找是能发现的。这种警告信号在社会机体中还几乎不为人们所知道。”
3/4个世纪过去了，看看次贷危机，看看这次雪灾，坎农似乎是在描述今天人类社会的管理。
“只是在具备高度进化的其他表现的生物种类中，我们才可以看到能够迅速而有效地进行工作的自动化的稳定作用。”
“社会的构成难道也和低等动物的构成一样，仍然处在其发展的初级阶段吗？看来文明社会有实现稳态的某些需要，但它似乎还缺少别的方面的条件，正因为如此，它还在遭受严重的、本来能够尽可能的防止的痛苦。”
说我们是“初级阶段”看来是一语中的。然而，读了坎农才明白我们到底“初级”在哪里，应当向什么方向努力。
躯体的生存环境相当严酷，从赤道到极地、从沙漠到沼泽、从海平面下的洼地到青藏高原都有人类生存。即使同一个人，他经历的寒来暑往、艰难困苦也往往变化极大。无怪乎坎农对于人能活几十年之久感到“不可思议”。
为了应对各种意想不到的干扰，躯体为水、盐、糖、蛋白质、脂、钙、氧等物资建立了储备系统，随便什么时间都能释放储备以缓解失衡，而当它们超过储备需要时，则将其排出。躯体的“设计”中留出了很难来想象的余量。各脏器遭到明显损伤后往往仍能维持躯体正常生存，大多数器官内所具有的活动组织大大超过这些器官正常机能的需要，某些器官中这种多余量达到实际需要量的5倍、10倍甚至15倍。如此巨大的余量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显然是低效率的，然而正是这些“低效率”的设计使躯体得以经历巨大的危机而生存下来。
上一个冬天是暖冬，然而，从2007年3月3日到3月5日，一场大雪从东北覆盖到西南，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遭受30年来罕见的雪灾；辽宁则遭到56年罕见的暴风雪袭击，沈阳一天之内两次发布雪灾红色预警信号；与此同时，渤海湾出现了我国1969年以来最强风暴潮，席卷了辽、冀、津、鲁、苏沿海，让无数人的元宵节在抗灾抢险中度过。
这一个冬天似乎没有人议论暖冬了。从2008年1月12日起，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降临中国的中部。到1月27日，冰雪覆盖了几乎整个长江中下游，造成半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雪灾。灾害打乱了半个中国的日常运转，暴露出整个社会经济系统的许多薄弱环节。老天似乎在有意证实政府间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的观点：极端气候现象将更加频繁，更加强烈。无论我们是不是愿意，我们的社会经济系统都将不得已生存在这种强扰动的环境中。
其实除了大自然，外部市场和资源同样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性，这些年日益增多的贸易保护主义、反倾销诉讼，日渐不稳定的石油、矿产价格就是案例。另一个更巨大的不确定性来自战争，人类文明史上，战争就没有中断过，进入工商文明后更是以其巨大的规模检验着各国社会经济系统的生存能力。
2008年1月22日，《环球人物》杂志《能毁灭地球的“气象战教父”》一文报道了美国、英国、德国在气象战方面的努力。
越战期间，美国在越南实施大规模人工降雨，造成洪水泛滥，桥梁、水坝、道路及村庄被冲毁，使北越军队的补给线“胡志明小道”泥泞不堪，严重影响了北越军队的作战行动。据统计，美军人工降雨给越南造成的损失，远比整个越战期间飞机轰炸所造成的损失大。
1970年，美国对古巴展开了“干旱之战”，美军在古巴四周的国家实施人工降雨，使这些国家发生洪灾；而临近的古巴却出现了反常的持续干旱。
在一份向五角大楼提交的报告《让气候成为一种力量倍加器2025年掌握气候》中称：
“气象战技术将在今后30年里逐渐成熟。它将使美军拥有改变气候的能力届时，美军将能通过实施人工降雨，使敌军阵地洪水肆虐；制造干旱，使敌人淡水匮乏；制造飓风，使敌国城市变成废墟；利用激光制造闪电，以击落空中的敌机或使其无法起飞；利用微波把热量传到大气中，干扰敌军的通信及雷达系统”
这次雪灾中，有报道称被压倒的输电铁塔其负荷均超出设计标准。据称“设计具前瞻性”的九江大桥被船撞塌，原因也是“该船产生的横桥向撞击力远大于设计横桥向撞击力”。那这设计标准是否合理？
更严重的是我们社会的“设计”。春节本是漫长的农耕文明时代形成的节日，家人借此农闲“猫冬”的时节团聚。而追赶工商文明的过程中，我们最终选择了“区域梯度发展的策略”，聚集行政、政策、金融资源，优先发展沿海少数地区，导致了巨大的民工潮，而这些地区在享受由农民工的青春构成的“人口红利”时，并不打算让他们留驻，于是“春运”成了年复一年、愈演愈烈的国民大迁徙：2001年全国春运共运输旅客16.6亿人次，到2007年达到21亿多人次。
放在这次雪灾的背景下考察一下能源系统、电力系统、运输系统，其设计、建设的背后都能看到“发展主义”的灵魂，而缺乏对整个社会经济系统安全的重视。无怪乎有网友质疑：
“铁路是大动脉，提速了；公路是小动脉，高速了；电网是神经系，改造了。可一场雪，竟然就把大小动脉给堵塞了、硬化了，神经也弄偏瘫了。为什么？”
任何类比都有局限性，坎农将社会与躯体类比，其隐含的假设是：将社会各组织/机构与躯体的器官相比。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我们正真看到了社会与躯体的根本差别。
在躯体遭遇干扰时，生理学家们看到的是各器官立即协同反应，共同应对危机。而这次雪灾，直到1月29日政治局会议后，社会才看到各部委的协同动作，而此时距1月12日雪灾开始，已经过了17天。
在这次雪灾的重灾区湖南，1月13日到17日，连日雨雪和冰冻，造成湖南部分高速公路关闭和电力供应紧张。直到1月18日，随着雨雪天气的暂停和高速公路的陆续开通，12万多车辆和50多万旅客，才逐渐疏散。这一天，由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省广电局、省文联、长沙市委宣传部主办的第五季“公共大戏台”搭台开唱，以迎接省人大、省政协两会召开。
1月21日中午11时30分，湖南省气象局紧急启动《湖南省突发性气象灾害预警应急预案》雨雪冰冻Ⅱ级应急预案。而到此时，湖南电网500千伏线条次，线千伏线条次，线千伏变电站被迫停运，最大可用电力降到1月13日湖南电网负荷的2／3。
1月23日开始，湖南境内的14条高速公路全部关闭，长沙开往各地的所有班车全部停运。
1月24日6时55分，京广线湖南三门石湾区间铁路供电中断，导致多趟到达广州的旅客列车晚点。25日傍晚，京广线衡阳至郴州段、沪昆线怀化至贵阳段地方电力系统高压电线次断落于铁路接触网上，导致京广线时开始，大量列车停在郴州站、耒阳站以及沿途16个中间站。到26日5时止，全段管内滞留旅客列车25趟，滞留旅客5万多人。到26日17时，株洲车务段管内23个站共停有旅客列车54列，近4万名旅客滞留。
这期间危机在全省蔓延，乱象加剧。从1月13日凌晨至25日，92个县市相继出现冰冻，湘中、湘西36个县市达重度冰冻灾害标准，34个县市达中等冰冻灾害标准，大城市也相继停电、停水、交通瘫痪、供应中断。
然而直到1月27日，聚集在长沙开两会的各市、州主管官员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提前一天结束了两会。此时距1月21日启动《湖南省突发性气象灾害预警应急预案》已经6天，距1月13日雪灾降临已经14天，全省各市、州在主管官员缺位的状态下度过了这最关键的时段。
两天后的1月29日，湖南省紧急启动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作出一级响应。这时湖南已经死亡10人，损失120亿元，“多米诺骨牌”已然倒下。
一种原因是危及社会公众的灾害，一方面是涉及官员仕途的两会，在地方官员心中，孰轻孰重，一目了然。
电煤博弈已经持续了多年，我国火电占可供电力的80%左右，绝大多数都是燃煤机组；而发电占煤炭消费的40%左右，为第一大客户。这两个行业一个已经市场化，而另一个还是垄断性的计划体制，它们偏偏又如此密切地相互依存。已经市场化的煤炭在节节涨价，而仍然被政府控制的电价却不敢上涨。结果煤、电双方在电煤价格上总也谈不拢，造成电厂储煤远达不到安全供电所必需的水准。
铁道部门相关负责人接受记者正常采访时介绍，截至1月22日，全国355家主要由铁路供应煤炭的电厂存煤已逼近库存警戒线天。湖北、贵州、浙江、宁夏、安徽等省份煤炭库存不足3天，全国库存低于3天的电厂已增加到60多家。
这次雪灾将电煤危机清晰地摆到了社会面前，储煤不足的电力行业根本没办法应付危机。煤电博弈则展示了社会各“成员”与躯体各器官的根本差异。
或许，躯体的“成员们”在上百万年的演化过程中达成了对整体利益的“认同”，而社会要达到这样的程度还需要漫长的经历。由此我们正真看到，如何达成对整体利益的认同，如何使之成为各部门、各社会成员的本能行动，是我们在每一次灾难后都应该反思的。或许，这一次次反思与改善的长期积累，能将我们的社会带入一个更和谐、稳定的状态。
如果我们不自限于某个特殊集团的私利，不自限于某种理论，而从已经存在过的各种社会形态中寻找集体生存经验，并与已经演化了千百万年的生命系统、ECO相参照，或可让我们社会的“液床”渐趋稳定，社会经济系统渐趋合理。
